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居民的空间流动，促进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就业、婚姻、社会福利等基于户籍的生活机会都由此形成明显的城乡分化。高等教育是唯一打破户籍限制的领域，因而高校扩招常被鼓吹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然而诸多研究表明，由于个体实际可得的受教育机会受其家庭背景和政策安排影响，高校扩招实际上使得上大学的机会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鸿沟，“寒门出贵子”更加困难。针对这一鸿沟的形成机制，香港中文大学谭康荣教授等人总结了两个已有的理论假说，提出了“结构性排斥”的理论，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检验了上述三个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理论假说：学校质量分化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既有差异，在基础教育阶段，城镇学校质量就普遍高于农村学校。而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将办学资源集中在一批“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多位于城镇地区，具有选拔前一阶段拔尖学生乃至推荐直升后一阶段“重点学校”的特权，从而加剧了学校质量的城乡分化。这些制度安排使得城镇学生在“起跑线”上就享有竞争优势，且随着升学不断积累。至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在入学机会上的差距已相当可观。

理论假说：家庭经济资源

随着基础教育的财政责任下放至地方政府，由于乡村政府的财力弱于城镇，因此乡村学校的运行更多地由学费支持，而考虑到农村地区更低的家庭收入，农村学生的经济负担便远高于城市学生。在高等教育层面，1997年的“并轨招生”取消“公费生”，所有大学生均需自行支付学费，且学费额度迅速增加，这将贫困学生（多分布在农村地区）拒之门外。这些政策在城乡之间塑造了一道经济屏障，横跨各级教育，结果是上大学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越来越奢侈。

理论假说：结构性排斥

中等职业教育（简称“中职”）能够通过高考及之后的“专升本”考试等途径与高等教育对接，因此集中在城镇地区的中职扩张同样为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城乡差距做出了贡献。中职通常是“差生”的无奈选择，其本身的教育回报率较低，而农村学生离家就学的成本很高，因此城乡学生就读（城镇）中职的意愿差异很大，从而形成“空间排斥”，其深层结果是“管道效应”，即将农村学生排除在高等教育的通道之外。文章将“空间排斥”与“管道效应”的两部曲称为“结构性排斥”。

实证检验

研究从2006年CGSS的数据中选出1971-1984年出生的个体，分别作为1989-2002年进入大学的同辈（cohort），可知每一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户籍情况、家庭背景等信息。为考察三个假说的正确性，采用Logit模型估计高等教育、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扩张对于城镇和农村个体大学入学率的影响，其中每一类教育在某年度的扩张程度通过其在该年度入学率相对于基年（1989年）入学率的偏移来衡量。结果发现，在三类教育扩张和城乡的六个交互项中，只有中职的扩张对于城镇学生大学入学率有十分稳健的提升作用，且将大学细分为高职高专和普通本科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验证了“结构性排斥”理论，但不支持“学校质量分化”和“家庭经济资源”假说。

由于CGSS的数据无法追踪每一个体的受教育轨迹，关于学校质量、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压力等信息都不得而知，因此文章对于三个假说的检验是间接而粗糙的，无法揭示其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模型设定与三个理论假说之间的联系略显牵强，值得修正与完善。但不可否认，“结构性排斥”在理论上为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差异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

参考文献

Tam, T.,Jiang, J. (2015). Divergent Urban-rural Trends in College Attendance: State Policy Bias and Structural Exclusion in Chin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8 (2),16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