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开始质疑国家的福利模式正在向私有化和市场化转变。一些人抱怨中央政府将福利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个人以及家庭。由于购买住房、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的财务负担不断增加，中国人批评政府否认自身的福利和社会保护责任，并致使一些无力支付社会服务的人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为了回应人们的批评，伴随着促进国家融合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中央政府实施了‘十二五计划’，宣称要在公平的基础上积极扩大福利供给，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服务。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香港教育学院的莫家豪教授以及Wu Xiao Fang在2013年发表的Du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welfare regional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一文中考察了劳动保护措施在中国东海岸地区的实施情况，特别是检验了劳动保护的跨区域差异。 

作者认为，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中国国家在去中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确实将部分权力下放，然而政策制定权却依然牢牢把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缺乏反对者的声音。与此同时，在转型过程中，本应在官僚体系内的地方官员超越本职，实践了新的政治经济角色，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并从不断分散的国家资源处获益。考虑到国家的官员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些官员利用政府项目，滥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创建了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获得经济积累。这意味着，在经济方面，地方政府开始自给自足，并变得私有化和社会化；在管理层面，地方政府变得分散化和个体化。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去中心化。 

作者发现，中国的去中心化对福利领域造成的影响是出现了福利区域主义。作者在考察东南沿海地区的三个城市昆山、温州和东莞后发现，三者在十年内经济发展飞速，经济成就相似。然而，即便国家发布了明确的社会保险规定，这三个地区给出的政策回应却大相径庭。昆山良好地遵守了国家要求，并成为了政策示范区；东莞试图找到了一种政策平衡，因此对中央政策做出一些修改，试图协调中央要求与地方企业承受能力间的差异；而温州则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循中央指示，社会保险覆盖率非常低。

原因是什么呢？在作者看来，一方面，这三个地区的资本形式和工业类型不同。昆山主要吸纳的是产品附加值较高的高科技企业，员工的保险对企业来说成本较低，支付压力较小；东莞地区主要吸纳的是国外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是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减少成本。因此，雇主并不愿意支付保险提高成本。温州地区的本土企业主要生产轻工业产品，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因此雇主经常不愿意承担社会保险。另一方面，这三个城市的政府治理方式不同。昆山的政策较为透明，政府管理高效，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优惠措施，因此容易吸纳一些高科技企业。此外，该地区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汲取税收的能力较强，这使得它更有资本与企业进行谈判；东莞地区则不同。东莞地区缺乏资本，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当地政府很难与国外资本协商。此外，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官员考核要求，东莞地区不得不减少企业压力，以保证企业能够持续留在东莞，维持地区就业稳定，促进地区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温州地区工业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个人资本，因此本土的企业家经常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而当地的官僚也积极参与到资本运作中。这种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使得温州有能力与国家抗衡，拒绝向国家妥协。 

参考文献

Mok K H, Wu X F. Du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Welfare regional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J]. Policy and Society, 2013, 32(1): 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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