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不仅他们自身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其随迁子女也呈现出地位再生产的趋势。这些孩子大多数在初中阶段即已辍学、在外闲荡，最终基本都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低端工作。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作者发现，农民工“子弟”中普遍存在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阶级再生产的动因。这种现象与《学做工》中威利斯笔下“小子”们的际遇适成对比。

再生产理论

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教育系统既不是独立的，也不能自由发挥作用，它既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所形塑，又能使既有的不平等关系得以再生产。基于对教育的这一判断，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再生产理论（the theory of reproduction），用以解释阶级地位的代际传递。

影响较大的有鲍尔斯与季亭士的经济再生产理论和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前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是把劳动力分配到不同的“合适的”位置上去，学校的作用是按照劳动分工的要求，授予未来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以不同的技能，并传递相应的价值观、规范、行为方式和性情。而后者则认为，进入学校之前，不同阶级的孩子在文化口味、生活目标以及对教育的态度等方面就已经产生分化，学校的选择不是中立的，它更多地采纳了中上层阶级的文化而明显不利于底层子女。

不过，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其结构化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基于这种考虑，威利斯提出了关于文化生产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行动者纳入分析的中心，关注其在结构中创造意义的过程。《学做工》一书中的反学校文化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子”们看似自主的对现存体制的抵制行为却悖论式地再造了既有的阶级秩序。

反学校文化

中国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反学校文化。他们对读书、学校持排斥的态度，并以上网、看小说及打闹为乐。与“小子”们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子弟”并不具备平等的公民权，处处为各种制度安排和社会条件所限制，因而其抵制也充满了悲情的色彩。

首先，在对待知识和文凭的态度上，两个群体截然不同。“小子”们直接否定了其价值，他们打心眼里蔑视脑力劳动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认为体力劳动更具有社会优越性。与此不同，“子弟”们对知识的价值深信不疑，与脑力劳动无缘的他们还是对之推崇有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承认学校的规范和教师的权威。

其次，“子弟”与“小子”也有着不一样的心灵状态。以女性、少数民族群体等作为参照，“小子”们有资本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因为当时英国社会工人阶级普遍地充分就业、工作稳定、拥有公民权和强大的组织文化。而中国的农民工“子弟”则不具备这些基础，父辈的职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只会让他们深感自卑和自我否定。

再者，虽然两种反学校文化都延续了底层阶级的再生产，但各自又蕴含了不同的可能。“小子”们的抵制建基于对劳动力商品特殊性的洞察，反抗学校权威的经历也意味着他们可能在今后的工作场所中去反抗支配关系，进而促成社会变迁。但“子弟”们的抵制更多地是一种自我放逐，他们没能进行正确的归因，而是将学业失败归咎于自身或父辈的农民出身。因此，其反抗经历也就不足以培育出一种抑制资本支配的工厂文化。

此外，两种文化的产生机制也有很大差异。“小子”的反学校文化是一种主动选择，他们既继承了父辈的工厂文化，又对学校的各种信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相反，“子弟”的文化则是一种被动式的放弃，在政策制度的排斥下，身处社会结构边缘的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底层的再生产

“子弟”们的边缘状态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学校教育上，他们只能进入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低下及师资队伍不稳定的打工子弟学校或水平较差的城市公办学校，而对异地高考的限制也极大地束缚了他们向上的流动。在家庭与社区环境方面，情况也基本如此。家长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忙碌的工作使其根本无暇顾及他们的学业；频繁的流动则会不断干扰他们的受教育过程；地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社区在事实上构成了“子弟”超越其父辈境遇、接近主流社会文化和生活模式的巨大阻碍。

这种边缘状态体现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在服从于国家、城市地方政府和资本降低成本的需要的同时，它们也延续了底层的再生产。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从根源上解决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子弟”们的宿命才会终结。

参考文献

周潇. (2011).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 与 “子弟” 之比较. 社会, 31(5), 7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