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有一个大学梦，但大部分却没能适时完成大学教育。这是否意味着，大学梦正逐渐被抛弃呢？人力资本理论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很多人的大学梦其实都偏于理想化，而当更多的信息被感知时，个体会根据自身在现实中的遭遇调低相应的期望，比如社区大学通常就被认为发挥着重要的冷却（cooling）作用。在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education: college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verty一文中，Deterding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通过对来自路易斯安娜州两所社区大学约700名低收入母亲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及深入访谈，作者发现，即使在2005年Katrina飓风打断了她们正常的学业进程之后，这些年轻女性中的大多数仍然想着要重返校园并完成大学教育。如何解释这种“非理性”的期望？单纯地、工具性地看待高等教育的视角可能并不适用，更重要的，大学教育还具有表意性的（expressive）价值，它能赋予这些顽强奋斗的女性以某种高尚的道德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建构她们的成人身份。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中，只存在单维的工具性教育（instrumental education）。这种教育遵循的是一套工具性的逻辑，即将大学教育看成是为了取得某一特定职业或更宽泛意义上的经济稳定的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对象中，持这种观念的女性对成本和收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当现有职业给她们带来十分丰厚的收益或者当她们预期大学教育并不能增加其收入时，一些人就开始断了继续上大学的打算。当然，情况不会如此简单。女性们的这种思维逻辑并不一定导致其更低的教育期望，因为还有另一套逻辑在支撑着她们的大学梦。

这就是已为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的表意性教育（expressive education）的逻辑。它所强调的是大学教育的象征意义。在美国，持续经年的“人人上大学”运动恰好为此注入了充足的道德意涵。对这些弱势阶层的女性而言，一个大学学位能够让她们获得一种为其邻里社区所欣羡的身份地位。即便是单纯的重返校园本身也能突显她们身处逆境而仍然没有放弃的决心。这样一来，不管现实有多么不确定，她们至少可以在坚守自己的大学梦的过程中找到奋斗的方向，进而形成一种更积极的自我认同。

当然，现实情境中，两种逻辑并不互斥，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女性的大学梦只是在外人看来过于理想，它们完全能够经受住逆境的洗练。对这些底层女性而言，当她们在考虑其成人身份以及成功的标志时，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中产阶级的女性当作榜样。因此，除了拥有一套房子、一份专业性工作和不时的休假之外，完成大学教育、获得相应的学位同样是值得奋斗的目标。将大学梦纳入自己的生命历程，并把这种教育当做个体的成年礼，这些女性可借此在她们与其所从出的家庭和社区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在阐明这种大学梦在大龄学生中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的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坚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尤其当各种盈利型教育机构以及远程教育日益盛行时，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大学教育的象征性意义只会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底层学生更加脆弱。但同样不可否认，对大学教育象征意义的普遍信奉以及重返大学的多种可能性也表明，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基于竞争流动（contest mobility）的开放型社会。

介绍文献

Deterding, N. M. (2015).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education: college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vert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8(4): 28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