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能够连续在30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屈指可数。在大多数落后国家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年均9.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无疑是那些少数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什么？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却并不均衡，地区之间差异非常大，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条件，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具有优势，而且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改革前后中国的经济绩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另外，在解释地区差异方面，这些因素也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这些因素是内生的，其本身就受到增长的影响。近年以来，经济发展理论更为重视对于制度因素的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的过程不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学术界也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增长问题。

一、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需要解释地区发展差异

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 “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 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有利于硬化地方预算约束，中国企业的M型组织结构相对于俄罗斯的U型结构更有利于地方政策实验和创新，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当该理论开始产生广泛影响力之时，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将财政收入的权力向中央集中，但此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丝毫没有放缓的趋势。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央扩大地方预算总收入中固定上缴的额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方政府边际税收分成的提高，可见，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存在疑问。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通过该理论我们无法理解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为什么有的地方奉行了保护市场的政策，而有的地方却没有做到？在地方官员任期有限的情况下，奉行保护市场的政策并不一定就能够显著地提高他们的短期收益。这些问题没有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晋升锦标赛”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该理论认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有很强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是因为经济绩效是各级人事考核和官员升迁的关键指标，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有激励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有研究对江苏省1990至2005年52个县市的官员升迁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官员升迁存在负向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与该理论相反的经验证据。此外，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省一级官员的升迁取决于其所在省份的经济增长率。省级官员仅仅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吗？相反地，有研究指出，由于不愿意违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省级官员可能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经济增长率。由于地方官员流动的频率较高，即便经济增长率是升迁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很有可能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如官员的非正式关系）使得一些官员被安排到经济增长较快或者经济规模较大的省份从而获取“政治资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因此，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解释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一部分文献将经济绩效的差异归结为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制度差异（如人力资本、私有化、地区性保护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另一部分文献强调中央政策或是外商直接投资等外部干预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私有化等因素实际上都是内生的，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文献还不能有效地处理内生性问题。

二、追求本位化的政治利益是地方官员的重要目标

在微观层面，关于地方官员的目标是追求财政最大化还是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追求晋升本身存在一定争议。即便假定存在这样的目标，那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目标，有的地方官员推行了保护市场的政策，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地方官员却没有这样做呢？

“诺斯悖论”揭示了统治者一方面有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从社会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动机，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掠夺市场从而最大化利益的冲动。在地方官员任期有限的情况，奉行保护市场的政策并不必然就能够显著地提高他们的个人收益。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受到司法或其他独立的权力部门的制约，保护产权的承诺是不可置信的。奥尔森(Mancur Olsen)曾指出作为“流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掠夺之手” 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坐寇”的统治者可能通过“福利之手”促进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于任期的有限性，地方官员天然具有“流寇”的性质，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机制约束了“掠夺之手”。

那么，保护市场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学者通过对温州私营经济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温州的革命传统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一方面，温州本地的游击队在1949年之前一直相对独立，与高层政治力量相对疏远，但与温州本地的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温州地方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比较有效地控制了本地政权，由于他们与当地群众的密切关系，因而有动力去保护市场，通过各种方式有效地庇护当地各种带有私营性质的经济发展。

但是，这种解释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第一，假定地方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由于与本地群众密切关系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从全国来看，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本地游击队并且与本地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在1949年之后也在地方政权中占据优势地位，为什么温州的本地干部能够保护市场，发展私营经济，而其他地方的本地干部却没能够这样做呢？第二，违背或是变通执行上级的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地干部会推行对本地民众有利的政策，本地干部很可能违背上级“好”的政策，而执行上级“坏”的政策。因此，我们需要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本地干部有激励推行保护市场的政策，而什么情况下他们缺乏这样的动力。

我们试图从权力结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各种政治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特定的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地方干部是否推行保护市场的政策并不完全取决于地方干部集团的强弱及其与本地群众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地方干部在总体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相应的激励。那么，如何刻画和描述各级政府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呢？

我们试图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不同层级政权中的政府官员之前的工作经历和背景各不相同，工作关系或者从属关系将会使得政府官员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关系。非正式网络关系的形成是出于对职位安全感和权力保护的需要，并且建立在一个相互交换彼此责任、权力的逻辑基础上。由于领导干部的权力根基不同，难免在一些政策上存在意见分歧，有不同的动机和行为，各方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在非正式制度的层面就形成了不同的权力结构。这种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影响着稀缺资源的分配、政策的走向和结果、以及官员的晋升和提拔。因此，每一级政权中领导干部的工作经历和背景是描述权力结构的重要依据。

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最主要的目标是追求本位化的政治利益，该目标有时会与保护产权的激励相容，有时则会相互冲突。换言之，革命根据地的强大只能说明本地干部在地方政权中是否占据优势或者他们是否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但是本地干部占据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要实施讨好民众的政策，这还要取决于本地干部在上级政权中是否有权力根基。如果本地干部力量强大并与上级政权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在上级政权中有政治支持，他们很可能无意去推行讨好民众的政策，反而有比较强的意愿通过抽取资源来巩固自己在高层的政治支持。相反地，如果本地干部的力量强大但远离权力中心，与上级政权的非正式联系疏远，他们就有更强的动力奉行保护市场的政策，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地方民众关系紧密，更是因为任何触动地方民众利益的巧取豪夺都可能会引起地方民众对他们权力基础的挑战。

在强调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毛泽东时代，地方干部如果在上层政权缺乏政治支持的同时，又引起了本地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对于政治生存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保护市场的行为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理性选择。事实上，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政治精英在面临权力冲突之时，总是需要下级干部的支持以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能力。总之，政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了非正式关系的差异，进而引起了地方经济政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产权的非正式制度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改革前保护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基础一直延续到改革后，最终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外生的冲击塑造了不同的地方政权结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重塑了政治制度，彻底改变了各级政权的权力结构。进而，政权内部的非正式关系影响了非正式制度层面保护市场的态度和行为的差异，而这种非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构成了改革后的保护产权的制度基础，最终影响了改革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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