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庆系列学术活动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会议由2个全体会议和10个分论坛组成。本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发布本次会议上的精彩论文及发言。本期推送“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专题研讨会”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当前，政府性基金已成为除税收之外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正日益受到社会公众关注。本文...

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开始质疑国家的福利模式正在向私有化和市场化转变。一些人抱怨中央政府将福利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个人以及家庭。由于购买住房、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的财务负担不断增加，中国人批评政府否认自身的福利和社会保护责任，并致使一些无力支付社会服务的人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为了回应人们的批评，伴随着促进国家融合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中央政府实施了‘十二五计划’，宣称要在公平的基础上积极扩大福利供给，为所有人提...

国家一直在忙于教育改革，并非因为要为解决问题负责，而是因为它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导致了更多的改革需求。换言之，保持“教育改革时代”生动而振奋人心的不是民主，不是责任，而是失败。

自从1983年的《国家风险》警告说美国学校正出现一种平庸化的趋势后，国家就开始努力在公共教育法律、项目、架构和课程方面做出改变，并为此花费了数亿美元。这些活动看起来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的标志。然而，透...

201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合并。新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同年11月份宣布放松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决定可能会最终终结人类历史上最极端和具有争议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无数的研究致力于检验该政策的起源、实施和影响。然而，无论是在公众眼里或是学术出版物中，许多有关政策的困惑和神话依然存在。虽然之前的研究和出版物中已然有一些准确的分析，但这些记录的关键特征经常被忽略或遗忘。因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也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特点。朱旭峰（2008）以1986年万里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把我国的政策议程设定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之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体制内的政治行政精英垄...

中国政府一直是一个几乎隔绝外部世界的政府系统吗？不是的。一些研究发现，西方的思想确实在影响中国。然而，据此我们并不能得到有关中国政策科学的情况，因为这些研究主要在于分析、梳理和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而不是聚焦于理论。这些资源能够给人们一些启发，却不足以让人们了解政策网络在中国的运作情况，以及决策过程是如何形成演进的。为此，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系副教授郑海涛、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Martin de Jong...

在“新知识经济”（“new knowledge economy”）时代，在不考虑家庭背景的情况下，确保渴望继续高等教育的青少年拥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每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根据以往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备受经济学家推崇和认可的标准PSE参与模型（standar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model）认为影响提高高等教育参与度的政策施行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PSE的负担能力是政策决策者应主要关注的“障...

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居民的空间流动，促进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就业、婚姻、社会福利等基于户籍的生活机会都由此形成明显的城乡分化。高等教育是唯一打破户籍限制的领域，因而高校扩招常被鼓吹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然而诸多研究表明，由于个体实际可得的受教育机会受其家庭背景和政策安排影响，高校扩招实际上使得上大学的机会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鸿沟，“寒门出贵子”更加困难。针对这一鸿沟的形成机制，香港中文大学谭康荣教...

近几年来，中国的收入贫困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研究，然而资产贫困却很少被涉及。资产是家庭在特定时间点上拥有的资源存量，包括房屋、生意、储蓄、股票和债券等。资产贫困意味着家庭资产无法满足一定时期内的家庭基本需求。与收入相比，资产不仅是对未来消费的存储，可以保护家庭经济安全，而且它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协调器。从长期来看，家庭资产是收入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影响个人的教育机会、房屋拥有权、事业起步以及经济抱负...

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隔离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尤其因为教育中的性别隔离对于理解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表明，尽管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率显著上升，并伴随着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增加，然而在就业领域的两性平等仍然任重道远。意大利特兰托（Trento）大学的Carlo Barone教授2011年发表于Sociology of Education 的文章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Gender Segregati...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治理形态几经变化，那么，其中国家治理的逻辑如何？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这种帝国逻辑催生了作者所说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即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前者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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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在公共高等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资源提供、规则制定、消费者保护或方向指导来影响高等教育治理机制。机制重组可能导致三种情况产生：优化、失能和不稳定。高等教育治理集中化经常被认为是全面优化高等教育的一种努力。事实上，重组州高等教育体系也可能导...

在公共政策领域制度和政策演进一直以来都是学术争论的核心之一。其中，政策改变究竟是自上而下地有意识的政策设计结果，还是自下而上地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由于转型国家缺乏去中心化和民主制度，以至于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发达的政策网络和政策群体，政策改变的过程更多是政府有意识政策设计的结果。然而，在中国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观点强调以地方实验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模式是中国政策改变的原因。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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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围绕东部地区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中的优势，学界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奇迹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将经济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禀赋差异，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差异。问题在于，这些变量都是内生的，...

尽管政策重心已回到早期儿童保健和教育上，政府也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质性投资，但对于早教师资结构的变化及变化 的程度我们依旧知之甚少。Daphna Bassok等人近期发表在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Workforce Competitiveness的工作论文 The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Workforce from 1990 through 2010: Changing Dynamics and Persistent Concerns一文，尝试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前早教师资队伍依旧是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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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大学雷尤伦博士（Goran Leijonhufvud）研究了“少数民族自治乡”，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自治政策。

雷尤伦博士着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少数民族自治乡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的地位如何？民族自治乡有没有改变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地位？民族乡与普通乡相比，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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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持续增长的海外留学生数量和高额的学习生活费用，使得人们越来越怀疑海外留学生的动机和学习能力。以赴英国留学生数量为例，中国2008-2009年赴英留学生数量为47035人，而1997-1998年，该数量则只有2883人。赴英留学生中，大约有70%的学生主修商科。有不少批评...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一般考察高等教育总体拨款的趋势和影响因素以及对学生的财政支持。但是，缺乏相关的经验研究来探索高等教育的资本支出问题，但这一问题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David A. Tandberg和Erik C. Ness对该问题进行了考察。

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分析，Tandlberg等人对政治类变量、高等教育关联类变量、经济和人口类变量对高等教育资本支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各类变量影响的大小。

研究...

在过去的三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和经济的快速进步，中国的教育成本结构经历了从政府筹资的免费高等教育体系到成本分担体系的改革。以上这些变革，导致了教育成本结构和国家资源分配系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接受机会在弱势群体中的分配模式。Cahterine Yan Wang在2013年撰文，通过研究依照公共资金计划进行的政府政策改革，分析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模式的决定因素。

论文首先...

“智库”是近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对于智库的依赖，以及民众对一些政策分析的看法，都受到各类智库的影响。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针对智库的研究课题多达五个，从侧面印证了政府对于此类研究项目的关注度增加。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在Asian Survey、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撰文，对中国智库影响机制做了实证分析。

研究认为，中国的智库可以分为半官方和民间智库两类。西方学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