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到大学生培养质量问题时，不少人会将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上世纪末的大学扩招政策，认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使得不仅“供大于求”，而且使学校的培养效率降低。那么，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扩招计划，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汪庆华教授，在The China Journal上撰文，回顾了上世纪末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过程。

作者认为，高校扩招，体现了“游击队决策风格”。所谓“游击队决策风格”，是与机制化的正常官僚决策机制相对的，其特点是政治挂帅、重意识形态，多采取群众动员方式，不确定性强。

在扩招之前，教育部长期认为扩招的时机“没有到”。90年代初，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制定的规划是“稳步发展”，到2000年达到600-650万人，到2010年达到1000万人，而且明确表达了“高等人才供应要适当小于需求数量”。但是这一政策在当时受到了不少人的攻击，教育部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批评人士认为，教育应当“适度超前发展”，要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教育部对此的回应是：扩招时机未到。原因在于，（1）大学的财政问题比较严峻；（2）扩招存在就业压力；（3）大学生毕业需要分配，当时尚未进行市场化改革。

但是此后，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教育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国企改革，“下岗”问题产生，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央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扩大内需的使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9年2月9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了经济学家汤敏的建议：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一扩招政策，能够带来0.5%的GDP增长。3月，国家发改委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计划。4月，国务院要求教育部修改1999年招生计划。

教育部在这之前，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委托北京大学高教所做的报告，表明扩招对经济刺激有限，认为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刺激在119个经济部门中只能排名在100名之后。学费收入只能增加估计131亿元，也只能带动其他投资309亿元。

6月，教育部在高考前不久公布新的招生计划，计划招收人数比上一年增加50万。而就在此前一年，入学人数增量不足10万。

作者认为，扩招这样一个牵扯重大教育问题的决策，并没有采纳来自教育学家的建议，而是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政策的具体制定也并非由教育部决定。决策时间过短，没有形成科学的论证和决策过程。高校扩招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汪庆华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思考公共政策的思路。

参考文献

Wang,Q. (2014). Crisis Management, Regime Survival and “Guerrilla-Style”Policy-Making: The June 1999 Decision to Radically Exp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Journal, (71), 13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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