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一直被期许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是，即便在教育扩张的世界性趋势下，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由于特殊政策的推动，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经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过程，这为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家庭背景影响个体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获得的机制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一文中，吴晓刚从学校过程的角度入手，阐明了社会不平等得以维持的一些重要机制：高校内部的层级分化，使得精英高等教育变得更加精英，而其生源的多样性则不断下降。

高等教育的两面性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高等教育的作用存在两面性：它既是底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优势阶层完成代际再生产的工具。早期研究主要强调了前者，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研究一度将其视作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积极作用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甚至认为其带来了某种“无声的革命”。

与此相对，后续研究则开始关注科举制度和高等教育的阴暗面，因为教育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和将地位传递合法化的手段。像中国的科举制度，其取士的社会来源并没有遍及整个帝国，而是限定在基于区域和家族等层面所划分的局部范围内。而当名校将招生标准从客观成绩转向主观评价时，精英教育已经在事实上阻碍了社会流动。

总之，现代社会中的教育并没有改变或缩小社会不平等，而是促进了不平等的再生产。在转型期中国，教育制度正经历着急剧的转变：高等学校间的分化更加明显、考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开始分流、高等教育招生渠道也日渐多元化（自主招生、加分政策）。这些新的变迁恰好提供了观察高等教育两面性的窗口。

实证分析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BSCPS）的首期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作者分析了进入三类不同层次大学、高考分数与是否享受招生优惠政策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到入党是成为管理精英的重要路径之一，作者也考察了大学生是否入党以及入党意愿的情况。

结果发现，重点中学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而是否享受特殊政策和高考分数也决定了学生所能进入的大学层级，两者一起构成了家庭背景影响高等教育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与此同时，家庭经济地位处于中上或上等的、就读重点高中的学生在高考分数和享有招生特殊政策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在入党问题上，精英大学学生入党意愿较低，但他们实际上更可能在大学入党，成绩越好、学生干部的身份都能增加这种可能性。

这些结果都一再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呈现出清晰的社会分层模式。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着个体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重点中学制度与考试制度的筛选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各项特殊的招生政策在纠正“应试教育”弊端的同时也加重了既有的不平等。此外，高校内部的层级分化也深刻地形塑着学生获取不同资本的机会结构。

当然，诚如作者所言，文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由于没有控制好个体层面的异质性，重点中学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审视。但不可否认，本文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不平等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开启了对于学校过程的深入挖掘。

介绍文献

吴晓刚. (2016).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社会, 36(3),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