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一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路径。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长期以来农业户籍人口只能从事农业劳动并且在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流动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总的来讲，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和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态度和应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正在改变，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并出台一些市民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变化确实在部分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为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和居留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仍循着父辈们的足迹，徘徊于城乡之间。这表明现行的社会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李培林和田丰2012年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中国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情况及两者之间的比较。

文章首先回顾了社会融入（social cohesion）和社会融合（social assimilation）的概念，回顾了关于同化的理论。与西方国家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的大量文献相比，国内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还刚起步，且多沿袭西方社会融入理论的脉络。一些学者虽归纳和改进了已有的关于社会融入的研究范式和指标体系，但 并未根据中国的经验进行验证。其中杨菊华认为，在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层级关系、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经济整合应该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

李培林和田丰参考已有的理论和学者观点展开了自己的研究设计。首先，按照区域流动范围，将进城农民工划分为本乡镇流动、跨县流动和跨省市流动；第二，本研究划分了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身份层次认同等四个层次，并假定四个层次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第三，在社会融入归因方面，接受以往学者总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政策三个因素。进而提出三个假设：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好于老一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显著；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文章使用的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在呈现层次上，首先提供了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以此来考察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四个层次的融入上是否有差异。进而构建模型分析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文章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首先，新生代农民的社会融入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假设几乎完全被推翻，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平均教育年限更长，流动区域 更为广泛，但其社会融入状况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其次，流动农民工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融入确实有一定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最具代表性的受教育年限,却始终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和身份层次认同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假设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可见，我们之前认为的看似正确的常识性判断和评价并不一定符合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现实，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务工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是真正影响到中国未来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而现阶段来看，他们的融入状况不容乐观。

总的来讲，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验“经济层次融入、社会层次融入、心理层次接纳、身份层次认同”四个层次融入是否存在递进关系的经验证伪。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文章在进行操作化阶段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原文进一步阅读讨论。

介绍文献

李培林, & 田丰. (2012).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社会, 5,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