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目光转向儿童的课外活动时，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参加课外活动在教育和职业方面都有一定收益。另外，参加课外活动本身也存在鲜明的阶层差异，与工人阶层或底层相比，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而对于这种阶层之间的分野，主要有物质和文化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过，由于两者都基于定性研究，研究者们就孰轻孰重并没有形成定论。有鉴于此，在What money doesn't buy: class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一文中，几位作者利用一项针对美国社会的全国代表性的追踪数据，通过采用多项指标，对两种机制的适用性进行了系统地评估。

理论争鸣：文化抑或物质？

持文化视角的学者认为，课外活动参与上的阶层差异是由于各个阶层在文化观念及实践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但这些文化观念或实践并不能直接化约为个体或家庭在阶层背景上的各种客观特征（如职业和收入等）。换言之，文化因素在形塑不同阶层子女对课外活动的参与上具有独立的影响。一些实地调研就发现，在中产阶层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主要采取了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他们不仅让自己的子女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甚至还亲力亲为。与此不同，工人阶层或底层的家长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只要能保证子女的基本安全，放羊式的自然成长（natural growth）在他们看来最为可取。

而在持物质视角的学者看来，文化观念和实践上所观察到的阶层差异并不是自足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阶层在物质资源及客观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系统差别。一方面，家庭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比如拿出部分金钱以支付因参加这些课外活动而产生的相关费用，或者在工作之余留出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另一方面，家庭所在的社区等客观环境也明显制约着参加的机会。基于这两点，学者们进一步认为，课外活动是否由学校组织存在明显区别：阶层差异主要体现在校外活动参与上，学校至少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平等化功能。

显然，上述两种视角并非完全对立，所谓的分歧也更多地源于不同定性调查所倚重的研究设计。而为了系统评估物质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数据的利用就显得很有必要。

实证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中有关儿童发展的附加数据（Child Development Supplement，CDS），研究对象主要是2002-2003年调查期间6岁到14岁的白人和黑人儿童。对应前述的两种视角，作者在物质资源方面综合考虑了父母的收入及工作状况，包括家庭层面的收入和财富、父母各自的工作参与和弹性以及职业类别等。社区类型和安全程度等指标则被用来代表家庭所处的客观环境。由于没有测量文化因素的直接指标，文中选用了母亲的教育水平作为代替。

考虑到因变量取值为0的案例较多，文章主要采用了tobit模型以及probit模型对相应结果进行估计。具体地，全文从参加时间和费用等两个角度入手，用四个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儿童对于课外活动的参加情况。在参加时间上，首先是个体所有课外活动的时间加总，包括去来的通行时间。其次，为了对比学校内外课外活动的差别，总的参加时间被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校内课外活动的时间，另一部分则代表儿童周末时对非宗教活动的参与。在参加费用上，文章选择了家庭用于课外活动的总开支作为相应的指标。

不同模型都表明，物质和文化因素对儿童课外活动的参加均有一定影响，而学校的平等化功能在此并不明显。在物质方面，家庭收入和财富、母亲工作时间、父亲工作类别等都会影响儿童的参与情况，而身处贫困社区的儿童确实会因为机会的缺乏而降低参与。此外，母亲更高的教育水平能够极大地促进儿童对于课外活动的参加。尽管母亲的教育水平背后事实上负载了包括家庭社会关系网、与遗传相关的各种能力等不同要素，但把它当作文化因素来看待也不为过，因为教育机构所选择或灌输的正是一套有关“协同培养”的特质。

可以看到，全文并没有推翻金钱万能的观点，由于数据指标的限制，其对文化因素独立作用的刻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管怎样，其对文化因素的强调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凸显了不平等再生产过程中更加隐秘的微观机制。

介绍文献

Weininger, E. B., Lareau, A., & Conley, D. (2015). What money doesn't buy: class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ocial Forces, 94(2), 479-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