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建立的户籍制度一直深刻地形塑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而城乡差别常被总结为中国社会最根本的不平等结构。城乡户籍划分的二元体制导致了“流动人口”的存在，也导致了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上的不平等。这成为社会学界核心关注点之一。

近10年来，社会学界对城乡出身和不平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和就业两个领域。在教育获得、大学扩招等方面，均一致发现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在就业结果上，也普遍发现城乡户籍劳动者之间存在着职业隔离、收入差距乃至工资歧视。既有研究虽然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分别论证了城乡出身的重要性和差别性，但是仍需进一步研究城乡出身的劳动者在获得相同教育的情况下是否仍存在就业差异，以求更好地检验城乡出身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结构中的根本和长远意义。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以获得大学教育的高学历劳动者作为“试金石”-即研究对象，探讨对于已经获得高等教育（同时也获得了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在就业结果上是否仍然受到城乡户籍出身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并以累积优势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讨论。

累积优势理论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

累积优势理论最早源于默顿（Merton，1968）提出的科学界研究中的“马太效应”概念，指出，科学家的早期成就和声望通常会带来后期更大的成功，即使他们不再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贡献。之后的“首发优势”和“路径依赖式的回报递增”以及“声望效应”“光环效应”等一系列论述都可统称为累积优势理论（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theory），其核心思想是，某一个人或群体相对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优势（或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或累计。

迪普雷特和艾里奇（Diprete&Eirich,2006）将累计优势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和布劳-邓肯式的。前者遵循指数增长数学模型，后者则强调群体间不平等的持续效应和交互效应，两种形式差别在于是否强调比较对象初始点上的不平等会随时间和增长。

在默顿之后，累积优势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断发展，主要包括对科学界、影视界等特定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等。如，Long&Fox（1995）发现，由于累积机制对起点差异的放大效应，女性科学家的相对劣势，在职业生涯的前十年中一度扩大，但在职业生涯的中后期，这种累积不平等机制不再发生作用；谢宇和舒曼（Xie&Shauman，2003）指出科学界的性别差异有减弱趋势，且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性别之间在学术职级、所属机构、研究资源上的差异来解释。Bielby（1992）等通过分析美国电视编剧的工资性别差异在1982-1990年间的变化，比较了累积优势、持续优势、下降优势三种理论假设，发现工作经验对男性的回报高于女性，从而导致了性别工资差异随时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累积优势理论。Rosenbaum（1979）对公司内部晋升的锦标赛模式开创了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累计优势不平等研究，他提出，首次晋升时间越早的员工会在将来的晋升中有更多的机会。

本文研究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尝试用累积优势理论来分析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在就业结果上的差异，根据研究问题，作者提出相应的三组假设，分别是：(1)a城镇户籍出身者和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在工作收入（就业质量）上更具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会随时间而扩大；(1)b城镇户籍出身者和农村户籍出身者在工作收入（就业质量）上没有显著差异。(2)a城镇户籍出身者和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欠缺晋升机会的可能性更低，并且这种差异部分解释了两者后来的工作收入（就业质量）差异；(2)b城镇户籍出身者和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并且这种差异部分解释了两者后来的工作收入（就业质量）差异。(3)a城乡户籍出身者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来源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的差异；(3)b城乡户籍出身者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来源于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差异。

作者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对北京15所高校的2006级学生在2011年和2012年就业情况进行分析，通过OLS回归检验，发现城市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较之农村户籍的高学历劳动者，在工作收入或者就业质量上具有相对优势，且随时间而扩大；其具体过程机制在于，城镇户籍出身者在出其工作上欠缺晋升机会和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比农村户籍者更低，这表明，户籍带来的相对优势，不仅在数量程度上具有“扩大效应”，还在过程机制上具有“中介效应”；最后，对于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累积性不平等，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作用并不显著，而来自家庭背景的更一般化的因素作用显著，如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亲职业等。

但由于作者只采用2011和2012年数据，数据间隔时间、追踪时间都较短，因此其结论的有效性，还有待于更长时段的分析检验。

但无论如何，这篇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启发意义：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取消削弱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作用，但是这并非一劳永逸之举，因为潜藏在城乡户籍差别背后的是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资源以及文化差异。因此，能否进一步落实对城乡一体化下的弱势家庭的社会福利和政策，任重而道远。

介绍文献

李骏.(2016). 城乡出身与累积优势：对高学历劳动者的一项追踪研究. 社会学研究(2), 5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