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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James Leibold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民族政策：改革不可避免？》（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Reform Inevitalbe?）2014年2月，美国学者Gardner Bovingdon（鲍文德）发表了题为《中国民族政策的话语和深度结构》的论文。这两篇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政策问题的关注，主要都是针对国内民族问题研究专家的分歧开始的。

从两篇文章的总结来看，中国学者对于民族政策问题的观点，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流派，即保守派和改革派。

保守派以传统的研究民族学的少数民族学者为主，认为不能忽视民族的“政治属性”，简单的改个名称起不到任何作用，认为“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优惠”三大体系构建的中国少数民族制度，是维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法宝，美国的族群理论在中国并不符合实际。

改革派则以西方留学的归国学者为主，主要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民族政策问题，以马戎、胡鞍钢等为代表。但同属改革派，内部分歧同样较大，针对民族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鲍文德认为，马戎深受建构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保护加深了群体间的差异，而不是促进他们融合进统一的民族；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促使少数民族更为认同自己的群体。马戎认为，这些做法“政治化了”少数民族。通过改“民族”为“族群”以及取消对他们的优惠政策，中国能够把民族问题转化为更可控的、类似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族群问题”。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政府必须放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停止承认民族差别，促使所有中国公民融合起来为中国国家安全服务。胡认为政府应该选择美国的“大熔炉”政策，政府应该采取语言和其他政策消除民族间的差异。同马戎一致，他认为应该缓解和降低民族特征的标识，相对于马戎，胡的观点更加迫切。

近年来，改革派的观点广受批评，马戎自己也承认，他的观点属于小众。2011年12月，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发表了一篇针对马戎、胡鞍钢和胡联合观点的批评长文。张海洋质疑“大熔炉”的参考价值以及苏联崩溃的故事，认为美国经历了“排他”、“大熔炉”、“沙拉盘”，直到现在的“马赛克”，而马戎、胡鞍钢和胡联合则坚持要停留在“大熔炉”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教授也在2012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样，不赞同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大熔炉”政策。

马戎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虽然遭到了批评，但却在官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2011年，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提出：目前是时候越过不准讨论民族融合的禁忌了，他建议政府不仅不要设置新的自治单位，还应该将汉族和非汉族学校合并，并去除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

更多内容请参考文献原文。

参考文献

Leibold, J. (2013). 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inevitable?. Honolulu, HI: East-Wes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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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ingdon, G. (2014). Hu wants something new:Discourse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minzu policies in China. In S. H. Williams(Ed), Social Difference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Pan-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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