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东亚国家相似，中国社会也广泛存在着对于后代更偏好男性（preferring sons over daughters）的传统。这种对于子女性别的偏好激发了大量人口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少有对于家庭层面影响的研究。现存家庭层面的研究文献大多探究家长对不同性别子女在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异，并没有指出一个男性后代的诞生如何影响家庭的决策或整体产出（outcomes as a whole）。加拿大Queen's University的学者Weili Ding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Yuan Zhang在2014年发表于China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以中国农村家庭为对象探究了上述问题。

文章的核心是实证检验是否家庭后代性别的异质性——是否有男性后代——影响了家庭的金融行为（financial activities）和在多个领域的投资决策(investment decision)。文中作者基于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提出一个理论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险和基于社区的养老系统（community-based old-age caresystem）还很稀缺，因而子女被很多家庭视为养老的重要保障。在传统规范中，普遍认为儿子应承担主要的父母赡养义务，女儿更多负责其丈夫父母的赡养，再加上人们通常认为农业活动中男性劳力产出更多,受这些观念影响，家长出于经济激励在儿子未来收入上投资更多，更深程度参与借贷、投资活动。

作者同时指出，对于男性后代养老的期待而导致家庭行为差异并非唯一的解释机制。家庭可能出于文化或社会等非经济激励而对男性后代投入更多。之所以特别关注养老期待导致家庭行为差异这一机制是因为相比于非经济激励，它更易产生实证可检验的预测（empirically testable predictions）。作者选用2003 National Rural Household Survey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通过四步分层抽样（four-step stratifying approach）建立样本，数据来自10省份，每省选择3个县，每县选择10个村，每村随机选择10个家庭入户调查（in-house study），总计3000个家庭。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男性后代会增加家庭向朋友和亲属转移的财富数量（the amount of transfer），也会增加从这些渠道收到礼物（gifts）的数量。家庭额外新添一个子女会导致收到礼物增加，如果是一个男性后代则会带来30%的额外收入。有男性后代的家庭不仅会在送和收礼物（sending and receiving transfers）活动中更为活跃，而且会在农业活动和家庭生意（family business）中投入更多。此外，这些家庭在基础消费活动中（basic consumption activities）花费更少。当家庭中的男性后代非第一胎时，这种支出的降低和投资活动的增加幅度更大。总结来看，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规范或传统习俗在家庭金融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超越了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和消费冲击（consumption shocks）的传统影响。

参考文献

Weili Ding, Yuan Zhang(2014), When a son is born:The impact of fertility patterns on family finance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19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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