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一般考察高等教育总体拨款的趋势和影响因素以及对学生的财政支持。但是，缺乏相关的经验研究来探索高等教育的资本支出问题，但这一问题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David A. Tandberg和Erik C. Ness对该问题进行了考察。

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分析，Tandlberg等人对政治类变量、高等教育关联类变量、经济和人口类变量对高等教育资本支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各类变量影响的大小。

研究发现：三类自变量的影响力从大到小的排列依次为：政治类变量、高等教育关联类变量、经济和人口类变量。

对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也进行了相应的讨论解释。研究发现，政治变量对州政府高等教育资本支出的解释力最强。然而，尽管政治变量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党派的解释作用却不显著。无论是州长属哪个党派，抑或是议会中具主导地位的党派是哪一个，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和以往的研究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偏重对总体拨款的考察，对具体项目的个体性分析不足。本研究考察的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这一具体项目，考察的是具体项目的支持偏好，而非笼统地考察对教育或高等教育或思想观点看法的财政拨款，因而党派和公民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就比较差。

政治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种族的多样性与高等教育资本投入成正向关系。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关于高等教育作为再分配政策领域的社会分层意义，因为种族越多样化的州，它的高等教育资本投入也是越高的。

选举的竞争压力越大，被选的官员越可能支持高等教育的费用支出。为了选举的成功，被选官员需要做出政治承诺，满足选民的诉求，并付诸行动，这样可以不失信于民，保证连选连任。

州长预算财权的影响是负向的。因为州长是由全州的选民选出的，因而他要对所有的选民负责，而不仅仅是这些受高等教育的相关人群，所以他在进行政策决定时，一般会全盘考虑，而非单一地考虑某一特定的项目和特定人群的利益。

高等教育管理结构如果比较集中单一，那它的影响也是负向的。管理委员会一般会更多地考虑管理机构体制的利益，而非站在高校的角度。而且政治制定者更多的是与管理委员会进行接触交流咨询，而非高校，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信息的阻隔。

高等教育利益团体的影响很大，且为正向的。高等教育利益团体越多，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诉求也会越多，然后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进行游说，从而会影响政策的制订。

专家化的立法机构也是较明显的正向关系。专家化的立法机构拥有更多的资源，表现得也更为慷慨。而且立法机构吸收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进来，所以为了反馈，也会偏向与持支持态度。另外，他们也能更好地处理州长的反对意见，能更好地处理各类的复杂问题。

投票参与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为负向的。这主要是由于投票参与率越高，大家的诉求就越多，比如医疗保健、基础教育等等，这会对高等教育资本项目产生负向的影响。

资本提供规则的影响。高等教育的资本筹集越透明，那么费用支出的政策也会比较公开。由于受立法机关专家化的影响，费用支出的规则差异较大，规模的差异也较大，但由于都比较公开，为了公平公正，政府一般会加大资本投入，力争做到高校间的平等。

私人给付水平越高，高等教育的资本投入就越大。因为私人捐赠的越大，政府投入的相应的配套项目资本就会越大。政府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私人捐赠的热情，刺激私人对其他公共领域的支持。

学费比例与高等教育资本投入为负相关。公共高等教育想获得更多的私有权、更大的自主性，会降低政府的资助，这会引来政策制定者的惩罚，进而降低高等教育资本的支出投入。

大学适龄人群的比例也会起到负向的影响作用，不过作用不太显著。主要是因为一般而言，上大学的比较多的话，那么接受基础教育的也会比较多，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政策的倾斜。

最后，本文也强调：本研究则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说明政治变量对高等教育资本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州一级高等教育资本支出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探究高等教育资本使用过程与一般财政拨款过程和其他部门资本使用过程有什么不同。基于本研究的初步证据发现，未来的研究会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支持——真实政治发生的场域”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Tandberg, D. A., & Ness, E. C. (2011). State Capital Expenditures for Higher Education:" Where the real politics happens". Journal of Education Finance,36(4), 39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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