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扫描文末二维码关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账号：CIEFR-PKU），每周获取教育（财政）相关信息推送。）

中国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围绕东部地区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中的优势，学界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奇迹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将经济绩效的差异归结为禀赋差异，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差异。问题在于，这些变量都是内生的，并不能完全解释东部的经济奇迹。另一类解释强调外部干预的作用，涉及中央政策倾斜性政策、外商投资、发展战略等。中央的倾斜性政策推动了部分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但苏南和温州等地区是在没有任何倾斜性政策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的，这该如何解释？外商投资和发展战略的解释也都是内生的。第三类解释把改革开放后的地区差距归因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结构及其它制度因素，如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尽管这类文献注意到历史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这些因素也是内生的。例如，如果所有制结构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关键因素，那么为什么有些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而另一些地区在计划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中却被边缘化，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少了国有企业的各种负担？

2014年，李飞跃、张冬和刘明兴等人在《经济研究》撰文，从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的角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根源，为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提供了新的解释。

他们认为，由于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地方官员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发展本地经济，就成为解释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关键。基层干部在地方政权中非正式政治影响力越强，则其保护产权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的激励越强。这是因为，政治精英的非正式政治权力可以来自高层官僚的支持，也可以源于下级官僚的支持。当地方政权中非正式政治影响力强时，基层干部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来源于基层官僚的支持，若不顾本地利益攫取经济资源将破坏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基础，在可能的政治冲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基层官员利用非正式网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助于共同防范政治风险，保持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提高政策的可信性。

而当正式政治制度比较强时，地方官员的权力主要由正式的制度所规定，若为保护本地利益而违背中央政策，则容易被政权内的“竞争者”攻击，不利于政治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地方官员实际的政治利益存在广泛差异，但影响比较弱，他们倾向于执行统一的中央政策，行为的差异不显著。而当中央的正式政治权力减弱，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下降时，地方官员既不能凭借正式政治制度获得足够的政治权力，又不会因为违背中央政策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政治生存，地方官员倾向于寻求强势的基层精英的政治支持，则倾向于偏离统一的中央政策，制定和执行符合本地经济利益的制度和政策。

基于上述讨论，李飞跃等人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认为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与正式政治制度间的互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当中央实际政治集权程度比较高，正式政治制度比较强时，非正式政治权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当正式政治制度比较弱时，非正式政治权力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快。

运用通过多种途径搜集的全国29个省市数据，以1952-2008年的人均GDP为因变量，以省委常委中本地干部所占比例作为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的代理变量，以中央委员中政治强人（以同时有过文职和武职任职经历为标准）比例作为中央正式政治权力的代理变量，并控制单位面积海岸线、明清进士密度、人均通商口岸数、初始人均GDP、高层政治资源等变量，作者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的结果支持了作者的研究假设，发现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与中央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解释地区差距的动态变化。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精英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五六十年代与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差异，但从七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央正式制度的弱化，比其他地区快。文章中，作者也对比了从地方非正式政治权力的角度和从晋升锦标赛理论角度对地方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解释的不同，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阅读。

参考文献

李飞跃, 张冬, & 刘明兴. (2014). 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经济研究(12).

欢迎关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账号：CIEFR-PKU），也欢迎将我们的文章发送到朋友圈或转给好友。

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来源，并保持文章完整性，不得删除“中国教育财政”及微信号，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