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治理形态几经变化，那么，其中国家治理的逻辑如何？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所谓帝国的逻辑，缘于特有的国家规模（物理空间、多元文化、发展不平衡）和特定的治理方式（一统体制）相结合而衍生的制度安排和运作过程。这种帝国逻辑催生了作者所说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即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治理。文章以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黄宗羲定律”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一、质疑黄宗羲定律：新的研究问题

“黄宗羲定律”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的命题。虽然作者认为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收持续高攀趋势并无史实根据，但这一描述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在历史上重复出现，反映了中华帝国的深层矛盾。

二、解读“黄宗羲定律”：税收与财政背后的帝国制度安排

中华帝国财政集权制度导致了其无法解决的困难处境，即中央政府的财政安排不能满足其自身和地方财政所需，不得不迫使或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巧立名目方式来解决其官僚体制运行的基本所需（如行政费用、俸禄）。帝国的赋税政策和制度是一种“不完全财政”，它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财政及其追求预算外资源的努力合理化、正当化，并且提供了各地因地制宜、地方性适应的调节机制，缓和了帝国一统体制的僵硬性，为国家治理过程注入了多样性、地方性和灵活性。由此可见，地方派生杂税的做法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灵活性，是帝国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杂税派生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对皇权产生威胁，成为打压对象。而并税式改革就是强化皇权，压缩地方政府通过非正式行为获取资源的空间，弱化了其有效治理能力的手段。但是，并税制改革又会引起“不完全财政”的问题，诱使地方通过巧立名目重新复活各类杂税，于是“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现象周而复始地出现。

三、超越“黄宗羲定律”：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三个关系

黄宗羲定律折射出帝国治理的困难以及背后的应对之策，隐含了帝国治理的三对关系。

第一，官僚体制是中华帝国统治的组织基础，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征集中反映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矛盾：帝国治理依赖庞大的官僚体制，面临着漫长行政链条中委托与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加剧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基本矛盾。

第二，为了应对帝国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严重挑战，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核心所在是“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调整平衡。帝国的治理核心不仅仅是庞大的官僚结构中的正式权威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胥吏在各个层级上的非正式行为及其相应的非正式（却稳定的）制度安排。皇权在集权的正式制度中得到了稳定性和可信性，而非正式制度的盛行运作则为地方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不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内在的紧张。非正式制度繁衍可能助长地方性势力，导致“地方化”倾向，威胁帝国一统性；而非正式制度的呆滞不力则导致“有效治理”弱化，产生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威胁到帝国的稳定性。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表现出周期性调节的演变趋势。

第三，“名与实”关系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微妙平衡和转变，以调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边界。“名”在这里指皇权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前者至高无上权威的象征性意义，不容怀疑；而“实”则是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所在。非正式制度盛行意味着国家正式制度倾向于“名”的象征性意义，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着“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以名代实”的阶段。皇权可以不时地从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性权力，有能力（暂时地）令行禁止、抑制非正式运作的蔓延，重塑中央权威之名。这是一个皇权“以实正名”的阶段。

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提出，中国帝国的治理逻辑表现在，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另一方面，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活空间。而这一帝国治理逻辑对当下中国政府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周雪光. (2014). 从 “黄宗羲定律” 到帝国的逻辑: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开放时代, 4, 10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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