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也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特点。朱旭峰（2008）以1986年万里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把我国的政策议程设定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之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策决策过程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体制内的政治行政精英垄断着主要政策的决策资源和权力。1986-198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会精英中的一些成员开始参与到政策过程之中。中国的政策决策转型过程从原来的政治行政精英垄断政策决策过程向社会精英逐步参与政策决策过程转变。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不同阶段的政策议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彭志国（2005）和薛澜等人（2005）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存在精英决策模型、派系决策模型和官僚政治决策模型（包括讨价还价模型、各自为政模型、竞争性说服模型三种子类型）三种政策议程模型。其中前两种主要存在于行政精英垄断决策阶段，后一种主要存在于社会精英逐步参与政策决策阶段。国内学者也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型进行了总结，比如卢迈（2000）的“上下互动”模型、宁骚（2003，2012）的“上下来去”模型、盛宇华（1998）的“摸着石头过河”模型和胡象明（1997）的“中央-地方”、“民主-集中”和“领导-群众”三种过程模型等。

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王绍光（2006）区分了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和外压模式等六种议程设置，其中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等。通过对我国五年计划编制过程的研究，鄢一龙和王绍光等人（2013）认为我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已经从原来的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一言堂”决策模式和政策咨询模式，逐步过渡到集思广益决策模式，政策过程更为开放，非精英群体的公众和组织也开始直接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形成了大规模的公众政策讨论，决策的主体更为广泛，观点交锋、利益表达也更为多元。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具体案例，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的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型。这些模型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力，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更具包容性的解释框架。当然，近年来也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建立整合性框架的尝试，如刘伟和黄健荣（2008）的“体制-过程”模型；陈玲（2011）的“制度-精英”双层决策模型和王绍光及樊鹏（2013）的“共识型决策”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我们深化理解对我国政策决策过程的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虽然关于我国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型各有侧重，但根据这些理论模型提出的背景和各自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1）我国政策议程的设定收到特定历史阶段政治体制特点及社会情境（尤其是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的影响，政策决定主体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过程；（2）随着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3）可以预料，随着政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协调多方利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因而对政策决策中的多元信息及信息整合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