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是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学界普遍认识到动员者需要制造和传递意义才能动员他者，而所制造的意义总是与文化情境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对于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又是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往往被主流集体行动分析理论所忽视。夏瑛的《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作者首先讨论了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的关系问题。“集体动员框架”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作者认为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织赋予客观世界和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并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将其传播与推广，其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动员他们付诸行动。无论是动员者还是被动员者，都是处于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之下，动员框架必须与现有的文化叙述互相响应才可能实现动员。社会运动领袖则是基于自己的判断，“策略性”地从文化这个“工具箱”中提取意义工具，工具或资源提取是否合适决定动员的成败。而社会运动的领袖大多数代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的要求和价值，所以社会运动领袖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表达的可能是非主流，甚至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价值，但要实现成功动员，又不得不要用人们普遍熟悉且接受的主流文化方式塑造他们的框架。

作者随后以香港“反高铁”运动的动员变迁过程为案例来分析动员框架与文化情境的交互关系。“反高铁”运动始于菜园村村民的反对政府为修建高铁而拆迁该村家园的抗争。在这场运动中，抗争者的诉求非常明确，“不拆迁”、“不要拨款”和“不要建造高铁”。但仅有明确的诉求不足以实现动员，抗争者必须说明诉求背后的理由、价值和信念，以此说动“惺惺相惜”者加入抗争行动并共同表达诉求。因此，阐明这些理由、价值和信念就成为动员者进行框架化的主要任务。随着运动的开展，抗争者在抗争的两个阶段使用的框架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阶段的抗争主要围绕菜园村的拆迁问题展开，抗争者提出“不迁不拆菜园村”的诉求。在这一阶段的抗争中，反对者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动员效果，使用“土地—农业”这些对普通香港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作为动员框架，难以迅速让民众理解、接受和产生共鸣，更难说服他们参与抗争。在第二阶段，抗争者则成功地将高铁与各种群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成为普通市民与高铁之间的关键性联系。高铁的高昂造价使它变成损害所有普通市民经济利益的象征物，而不再仅仅是菜园村的噩梦。动员者不再拘泥于“社区”、“土地—农业”这样的边缘价值，而是根据文化情境中主流价值，将框架转换为“经济价值”。在实现策略性的框架转换并取得社会关注之后，抗争者又将第一阶段的边缘价值带回抗争实践，不失时机地再次宣传“土地—农业”这些边缘价值，而这些价值也逐渐为其他参与者接受。

作者最后在总结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的关系时提出，“反高铁”运动的框架转变过程清晰地呈现文化情境对塑造集体行动框架的作用。社会运动必须在大众所能接受的“价值和规范”范围内活动才可能带来变化，社会运动的动员框架在与这些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相一致的时候也更可能引起大众的共鸣，并成功动员。除了文化情境对动员框架的影响，“反高铁”运动还展现了动员框架对文化情境的重塑。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在抗争者借助主流价值将动员局面打开之后，他们又把第一阶段中所专注的边缘价值带回动员话语。随着运动的扩展，社会运动领袖将这些对香港人来说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推展出去，并被持续的抗争运动带入媒体和公共舆论，传播给更多的民众，为原有的文化情境添加新的文化因素，从而微妙地重塑文化情境。

参考文献： 

夏瑛. (2014). 从边缘到主流: 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社会, 34(1), 52-74.

欢迎关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IEFR）官方微信号“中国教育财政”（账号：CIEFR-PKU），也欢迎将我们的文章发送到朋友圈或转给好友。

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来源，并保持文章完整性，不得删除“中国教育财政”及微信号，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