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素往往难以测度，而其中的政商关系更是被认为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黑匣子。研究者很少能够通过详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企业家到底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决定企业家政策影响力的因素何在。黄冬娅的《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以下简称黄文）一文聚焦于地方政策过程，从“国家中心”的视角探讨了企业家与地方政策的互动逻辑，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黄文发现，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企业家影响政策的过程。其一，国家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接近和影响政策过程的渠道和空间。其二，国家的“政策目标”及其变化塑造了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力。黄文将这种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归结于“政策依赖性”、“政策监控度”和“权力碎片化”。就“依赖性”而言，做大企业并非意味着政府对其依赖度大，相反，政府对于企业的依赖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家自身的政策目标，包括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等都影响了国家对于不同企业的不同政策依赖度。就“监控度”而言，它完全取决于政府内部的监控“重点”及其监控“力度”，也就是说，当政策监控重点和力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的政策影响方式或者影响力也可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就“权力的碎片化”而言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权力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分割为企业家的政策影响提供了空间。

从理性类型的归纳上看，不同的依赖性、监控度和碎片化使得企业家可以、可能或者不得不通过以下五种不同的方式去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即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和正式沟通。具体来看，政府对于企业的“依赖性”越大、政策“监控度”越弱、权力“碎片化”越严重，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力越大。其中，“迎合政绩”具有最大的政策影响力，政府的支持力度最大，企业家对于政府的满意度也最大。地方政府对于企业强烈的政绩依赖性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为企业规避政策监控，上下级政府的政绩同构会使得政策监控进一步虚化。对比而言，“正式沟通”的政策影响力最弱，这不仅是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自身的局限，而且由于最终诉求于此种方式往往都是在其他渠道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这意味着企业家此时自身的议价能力已经最弱。

基于对A省A区的田野调査，黄文对不同企业对政府的政策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发现，1.产业政策与政绩考核的结合，使得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追求那些能带来政绩“显示度”的产业发展。因此，政府对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企业的依赖性最为显著，从而也使得这些企业获得了最大的政策影响力。新能源企业L企业虽然实际经济贡献很小，但由于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迎合获得了极大的政策影响。2.而Y企业对于地方财税收人和经济发展指标完成有重大贡献，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使得政府对它有相当的依赖性，从而使得它也具有相当的政策影响力。3.那些涉及到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的领域的企业，政府对它们的依赖度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碎片化为借力压提供了可能性，企业常常会找“上面”来向地方政府施压，F银矿项目正是如此。4.在政府强力治理环境污染事件的形势下对于小印染企业而言，无论是环保政策、还是产业政策抑或经济增长目标都使得政府对它们的依赖度非常低。政策监控的强化收缩了国家内部可资利用的空间，于是印染企业只能通过“正式沟通”的方式向区委区政府“反映意见”，它们的政策影响力也最小。5.最后，对于那些处于最不利的政策环境中的印染小企业而言在丧失议价能力的时候，强力治理收缩了其可资利用的政策影响空间，而当这种运动式治理过去之后利用政策监控的弱化进行利益疏通成了最有效的政策影响方式。

黄文最后提出从国家中心的角度来看，决定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力的是其“政治嵌入性”。企业家越能够迎合官员的政绩导向越能够借用权力在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分割，越能够利用政策执行监控的弱化等越能够获得政策影响力。

参考文献：

黄冬娅. (2013).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 社会学研究, (5), 17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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