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一直是一个几乎隔绝外部世界的政府系统吗？不是的。一些研究发现，西方的思想确实在影响中国。然而，据此我们并不能得到有关中国政策科学的情况，因为这些研究主要在于分析、梳理和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而不是聚焦于理论。这些资源能够给人们一些启发，却不足以让人们了解政策网络在中国的运作情况，以及决策过程是如何形成演进的。为此，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系副教授郑海涛、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Martin de Jong以及政策组织和管理学院的副教授Joop Koppenjan在2010年发表了Applying policy network theory to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urban health insurance reform一文，试图分析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情况。

 在作者看来，政策网络是一个多重行动者的博弈。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不能被简单视作为人为设计过程，而是一场博弈：行动者通过一系列的互动试图影响某些议题的公共决策或政策实施。考虑到政策过程的博弈本质，他们不会以线性方式发展，相反，他们是不规则的，不是一种先验的循环，有时发展得很慢，有时却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利益冲突或规避风险的尝试可能使博弈进入绝境，导致博弈结束，或取得突破性进展。政策博弈的结果并不必然是一个一致的决定或政策。更多时候，它像是一种妥协，一种目标与赌注间的交易，因此结果可能只是部分目标的实现。政策网络的主要角色是通过制度条件影响博弈，也就是说它一方面为政策博弈提供制度规范和安排，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妨碍互动。因此对于博弈和网络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合作条件，改变当下的资源分配，行动者的正式地位以及制度规则。

作者之后运用城市医疗保险改革为案例，考察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根据作者的研究，城市医疗保险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博弈，政府由一系列网络构成。改革中的主要行动者有国务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及医疗系统改革协调组（Coordinated Organization of Health System Reform）。作者发现，改革初期，三个重要部委之间存在着分歧，并且不愿意妥协以进一步推进改革。财政部不愿意放弃削减公共医疗支出的成果，屈服于公共压力，它要求其他两个部委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项目来解决现有医疗问题，而并非一味增加医疗支出；卫生部通过强调医疗费用拨款不断下滑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提出学习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项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则希望扩大社会保险项目，因为该项目主要由该部门负责。然而，结局并不算明确。在改革的过程中，几个部门各有输赢，没有哪个部委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虽然他们相互依赖对方的资源，但却少有互动。因为制度规则的不明确，希冀他们给出一个意义明确的政策制定过程也非常困难。随着民众不满呈鼎沸态势，国家成立了医疗系统改革协调组来处理改革问题。这种做法显然是网络管理者的角色，鼓励各部门更加频繁地交流意见，集思广益。最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理念被接受，并开始试点。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中国城市医疗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策网络理论所描述的政策过程特征。然而，作者认为还需要对理论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应中国的现实。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制定过程的角色地位和影响要给予考虑；其次是中国专制和中心化的管理系统会影响中央地方的权力结构；第三，中国对于结构和透明度的拒绝使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政策决策过程，精英决策的儒家传统依然影响着当前的政治系统；最后，在一个关系社会，个人关系和个人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都与国外的政治社会环境不同，需要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Zheng H, De Jong M, Koppenjan J. Applying policy network theory to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urban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 88(2): 3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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