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知识经济”（“new knowledge economy”）时代，在不考虑家庭背景的情况下，确保渴望继续高等教育的青少年拥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对每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根据以往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备受经济学家推崇和认可的标准PSE参与模型（standar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model）认为影响提高高等教育参与度的政策施行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PSE的负担能力是政策决策者应主要关注的“障碍”。该模型指出了在高等教育参与中经济因素和负担能力的重要性，实证研究也发现此种模型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近年来，由于学生财政援助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负担能力壁垒”已经成功地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文化障碍的凸显。所谓的文化因素是指对PSE价值和益处的理解，这种文化因素可能和经济财政因素相关，但是针对于文化本身来说却是独立的。渥太华大学的Ross Finnie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关于PSE的近期理论和政策，为提高PSE参与度以及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提供了新的模型和思路。

一般经济学家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准理性的PSE参与模型的主要支持者，往往难以理解文化概念。而Finnie在文章中呼吁行为经济学应提供新兴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即在模型中着重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实证证据也指出文化因素对于影响高等教育参与率的重要性。

Finnie采用加拿大YITS-A（Canadian Youth in Transition Survey, Cohort A）数据库（包括15到25岁之间青少年的家庭和其他背景因素的详细介绍以及教育经历等信息）数据，运用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对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参与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证明文化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家庭收入、父母文化水平的影响。在PSE的研究中，收入效应的影响是是相当大的，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PSE参与度比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高30%。然而父母文化水平对青少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也存在较大的影响，当在模型中考虑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青少年PSE参与度在高收入家庭群体和低收入家庭群体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0%。2.民族背景的影响。在研究PSE中，民族背景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少数族裔移民的高等教育参与度普遍较高。研究数据显示作为少数族裔移民的青少年的PSE参与度高于平均值约为20%。比如，PSE参与度中第一代中国移民率近90%。3.早期经验和文化资本。数据显示40%的PSE申请者是由于青少年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读大学的观念。另有40%的青少年表示他们是在9或10年级(第15 - 16岁)决定申请PSE。只有大约20%的青少年表示他们是在高中末期才决定继续PSE。“文化交流”与“文化活动”对青少年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弱势家庭环境的存在，使得部分青少年的文化活动较为贫乏。所以决策者即使不能改变个人的家庭，但可以尝试弥补那些弱势群体。这些结果表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大多是青少年的早期决定，也就是说这些决策较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选择影响如此重要的情况下，决策者应有效的实施政策以达到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一目标十分重要。以上分析结果体现出决策者想要增加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公平性将面临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尤其是提高弱势青年高等教育参与度。然而选择何种政策能有效利用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招生的作用这一点还是不得而知的，我们要远离旧的经济因素焦点，着重关注文化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实施和评价所施行项目对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Finnie, R. (2014). Does culture affect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hoices?.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24(3), 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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