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等人将他们的理论拓展到了研究对外援助（foreign aid）的领域。对外援助在作者看来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一种利益交换。援助不是为了减少穷人的贫困程度和痛苦，而主要是为了提高提供援助国家公民的福利，从而让其政治领导人更容易连任。援助给腐败的政府并不是意外，这本身就是在设计援助时所决定的。腐败的政府领导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本国国民利益，采取妥协的对外政策。

政策妥协对于援助的提供国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则通常有负面影响。例如（1）美国在冷战期间提供援助换取一些国家的反苏立场。（2）美国入侵伊拉克时，向土耳其提供援助，试图换取在土耳其建立军事基地打击伊拉克，但土耳其相对富裕和民主，效果很差，后来美国还是得通过致胜联盟比较小的国家比如沙特和科威特完成这个任务。（3）美国给埃及援助，让埃及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但是埃及人民对此并不满意。不过，埃及政府并不想去向埃及国民做工作，教育国民与以色列保持好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美国就不会继续给钱了。（4）同样，美国给巴基斯坦援助，让其对付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但是巴基斯坦并不会真的投入力气，因为如果把这两个组织铲除了，巴基斯坦的利用价值就低了，美国就不会继续援助了。（5）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加拿大把援助与商业利益想捆绑，受援助国必须买这些国家的产品，这实际上是变向地补贴本国的企业。

通过对外援助做政策上的交易，对于援助提供国和接受国的领导人都是有激励的。

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得到额外的资源去收买致胜联盟成员的忠诚。对于提供援助的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需要使得政策妥协换来的利益大于支付的援助。如果一个政策对接受国并不是很重要，或是接受国的致胜联盟很小，或是接受国缺少资源，支付援助的成本将会变低。当政策妥协对于一个提供援助国家更为重要，并且资源对提供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价值降低时（致胜联盟大，资源多），该国家更可能提供援助。富裕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是援助的提供者。

对于接受援助国家的领导而言，致胜联盟增大，资源变多，援助的边际价值减少，用援助做交易的成本变高了。刚开始，援助提供国还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交易，但是随着致胜联盟和接受国资源增多，援助提供国觉得做政策交易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会减少提供援助。作者举例子说，美国当年打伊拉克，想让土耳其允许其在境内建立基地，向土耳其提供了差不多60亿美元的援助款以及200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但是土耳其民主化程度高，也相对富裕，所以美国没有收买成土耳其，只得到了很小的一部分政策妥协。他们说，如果土耳其是个独裁国家，那么这么大笔资金更容易收买到致胜联盟的支持。在土耳其，这笔钱给只够给每个致胜联盟成员发1300美元，如果土耳其的致胜联盟和朝鲜差不多，那么这笔钱可以给每个致胜联盟成员发65000美金。

一些人道主义指标比如人均预期寿命等对于援助没有解释力。援助最终的受损者是接受国的普通公民，正是那些名义的受惠者。援助做的政策妥协都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政策，比如美国给埃及钱让他们避免与以色列冲突。另外，援助让威权统治更稳固，延续了坏政策。

参考文献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 Alastair Smith. 2007. Foreign Aid and Policy Conce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1(2); 251-284.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 Alastair Smith. 2009.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i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 pp309–40.

【作者简介】张冬，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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