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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历来被期许能实现两大目标:其一,通过正式训练与技能传授,它为经济发展提供合格的劳动力,提高经济效率;同时,它还能降低父代阶级地位与子代经济获得之间的关联,实现社会公平。而在可预见的未来,高等教育也日益成为个体市场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美国的现实却表明,基于收入差异而产生的分化在大学录取及毕业率上越来越明显。作者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些运作方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而有关教育的公共政策也并未实现其社会平等的目标。

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

有关该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是否在逐年增加。多种数据都确认了这一趋势。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比收入最低的那部分家庭而言,出身于收入最高的家庭的个体有着普遍的优势。平均而言,后一个群体有着更高的大学入学率且增速更快,他们通常选择学术型的四年制大学而非职业技术学校,而两个群体选择四年制大学的百分比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名牌大学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最富裕的家庭,而这一比例对最贫穷的家庭来说远不及10%。相对来说,只有在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中,两者所占的比重才与其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人口比重大体平衡。

不仅如此,大约有一半的高教服务直接被分给了最富裕家庭的子女,虽然这些家庭在总人口中只占四分之一,而分配给最贫穷家庭子女的服务则微乎其微。对于那些竞争十分激烈的高校来说,虽然增加贫寒子弟的在校比例并不会降低它们的学术水准,但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不成比例地被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所占据,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

此外,大学毕业率的稳定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不平等。过去二十年来,其他各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率都逐渐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而美国的这一比率则在几十年间基本保持不变。在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上,阶级之间的差距同样十分巨大。一方面,学业回报随大学质量及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教育的终身回报对于出身各种家庭背景的个体并不是同等的,高收入家庭的子女通常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漫漫大学路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差距,家庭在大学申请、就读以及毕业等环节上的不同应对能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在上大学之前,由于资源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只能就读于较差的中学,这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后果。不仅这些中学缺乏系统性的课程和优质的辅导,而且它们在有关考取大学所需要的准备方面也倾向于提供比较差的信息。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对大学选择与申请等重要流程就所知有限。

其次,尽管各种类型的财政支持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确实能起到提升大学入学率及毕业率的作用,但由于按需资助日渐被按照学业表现来资助的方式所取代,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份额。其他一些变化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由学费增长、收入差距而遭受的不利境遇。一方面,财政支持不再以补助的形式发放,而是采取了贷款的方式。另一方面,为了最大化其学费收入以及保证录取学生的整体质量,大学也开始摒弃按学生支付能力付费的原则(ability-to-pay principles),而代以学生获得的财政支持。

再次,社区大学的功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数据表明,它们不仅在相关领域提供了技术职业培训以及相应的资格证书,而且也为非白人种族和拉丁裔的学生开通了进入高等教育的路径。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就读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总体而言,通过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毕业率,社区大学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是,当不能得到足够的资助、没有与正规的大学教育衔接好时,它们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最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准备不足的限制。他们更有可能需要补救性的课程、额外的信息咨询等各种服务,否则其学位获取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而经验也表明,这些矫正措施能有效地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而提升他们的毕业率。

政策建议

基于对以上限制性因素的考察,作者提出建议认为,通过开放更多的教育机会给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代际之间的向上流动。

首先,政府等第三方有必要变革其既有的实践模式。其一,改变对大学的拨款方式。政府应该将拨款与大学的实际表现挂钩,仿照中等教育中的考核方式,根据各大学对留级率、毕业率等具体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确定相应的额度。其二,缩减对资金雄厚的私立大学的公共补贴,转而将其投入到资金不那么充足的学校以资助其学生。其三,可以用直接资助有需要的学生的方式取代对机构的财政支持。最后,助学贷款的给付也应该尝试更加灵活的方式,比如按照学生毕业后的预期收入来确定利息。

其次,大学也可以有所作为。它们应将重心放在其自身所擅长且构成其核心竞争力的领域,而不要试图包揽高等教育的所有服务。相反,通过外部采购的方式,大学可以尝试与各种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学校还可按实际的成本来收取相应的学费,并用其他额外的收入直接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子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的剖析与对策也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介绍文献

Haveman, R. H., & Smeeding, T. M. (2006).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al mobility.. Future of Children, 16(2), 1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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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兴

刘明兴

124篇文章 7年前更新

男,1972年生。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自2003年至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90余篇。 包括,《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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