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收入和教育的关系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大部分的由受教育程度所导致的收入水平反映了个人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然而在再分配经济中，经济资源主要是通过官僚原则分配的，其中政治忠诚而非经济生产率是回报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之后，一个主要的结构变迁是市场逐步代替国家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动力。这一显著的变化导致了一些理论家预测：转型经济中市场资格（比如教育）和政治特征作为收入的决定因素，前者的重要性上升，而后者的重要性会下降。相应的理论命题包括“权力维系论”和“权力转型论”。有关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的变化方面，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的学者发现如下两个结果：（1）教育的收入回报随着时间有所上升（2）教育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比在国有部门中要高。然而，有关中国改革时代市场转型的文献往往忽视了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历与其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直接关联。

吴晓刚和谢宇于2003年在ASR上发表“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一文则试图超越市场转型论的理论框架，结合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历，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来理解他们归类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是如何塑造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即收入）的，并基于职业历史提出一种关于劳动力类型的分类法，给出了一个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到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动模型，作为对“市场部门具有较高教育回报率”的解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改革时代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具有不同经历的社会行动者，作者首先根据人们的工作经历提出一种分类法，分为以下四类：

（1）留在国有部门的人，（2）较晚进入市场的人，（3）市场上的输家，（4）较早进入市场的人。进而提出竞争性假设：（1）较晚进入市场的人和较早进入市场的人都比留在国有部门的人具有更高的教育回报；（2）较晚进入市场的人，而不是较早进入市场的人，能够享受到比留在国有部门更高的教育回报。这两个假设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看待那些较早进入市场的人。如果假设（1）被拒绝而假设（2）被支持，那么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对教育回报的不一致很难说是由于市场机制本身，而人们进入到市场部门的归类过程和劳动力在市场部门相应的异质性则有可能解释这一差别。

进而，作者使用当代中国的生活史和社会变迁调查（1996）数据，剔除农村样本和在城市中无工作的个案，共得到2079个个案；使用修正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发现，普遍观察到的“教育在市场部门具有更高的回报率”这一现象，仅对较晚进入市场部门的人适用；至于那些较早进入市场部门的人，他们无论是在收入水平还是在对教育的回报率上，都与国有部门的劳动者相似。这些结果对“教育在市场部门一定具有更高的回报率”这一流行的看法提出来质疑。市场部门对教育较高的回报率并不应该认为是由市场化本身所造成的；相反，劳动力在市场部门的归类过程有助于解释这些部门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这是由于选择性问题而非市场化本身导致的差异。

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对人力资本相对回报的变化进行简单刻画，简单粗暴地认为市场部门里人力资本回报高、国有部门人力资本回报低。从吴晓刚和谢宇的研究结论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国家和市场的区别并不在他们怎样回报人力资本方面，教育在所有现代社会分层中都担当了一个普遍重要角色，不应把收入差异仅仅通过假定一个关于国家/市场的部门二分法、并将部门之间的差别归结为抽象的“市场力量”，我们需要的是检验国有部门或市场部门具体的制度参数。这一启示对于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颇有意义。

参考文献

Xiaogang Wu and Yu Xie,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 P42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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