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虽然这种制度有着诸多弊端，但却也是中华帝国治理应对规模之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困难的一个制度安排。本文对“官吏分途”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进行了分析。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一方面，各地郡县长官职位从由当地精英充任转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调遣；另一方面，流品内外官吏职分两途，官与吏在职业生涯、等级位置、激励设置等组织制度方面渐行渐远。虽然“官吏分途”有着诸多的弊端，但却也是中华帝国治理应对规模之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困难的一个制度安排，是帝国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因此延续至今。在最近发表于《社会》的一篇文章中，周雪光对“官吏分途”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进行了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扬州、泰州两个地级市及其所辖区域在1990-2008年间市、县、镇三级政府主要部门主要负责人流动状况相关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政府官员空间流动的趋势遵循了一种“层级分流”的模式，即每一行政层级上的大部分官员通常在该行政区域内部固守或流动，只有处于这一层次最高位置的极少数官员有机会向外地或上一层级流动，而且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级均呈现类似的趋势。具体说来，这一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地缘基础的凸显。在镇、县、市各层级的流动，无论是平级的调动还是向上晋升，基本上是以地缘为边界的，即大多数干部主要是在同一行政区域（地域）内流动。第二，层级间的逐层分流。某一行政区域内官僚体制最上层的主要负责人（如正副职或主要机构的负责人）有更多机会跨区域流动（例如，一县负责人调任另一县负责人）或向上一级行政区域流动（如一县负责人调任上一级市级部门任职）。换言之，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次（市、县／区、乡镇），官员的流动空间大多局限于上一层次的行政区域，即乡镇一级主要负责人在本县内各机构流动，县级主要负责人在本市内各机构流动，市级主要负责人在本省内各机构流动，极少有跨越行政级别的空间流动（如某一县委书记调至原地级市以外地区任职）。第三，据此推断，政府各机构内部的办事人员更多地显示出“胥吏”阶层的特点。他们的结构地位与历史上的胥吏并无太大区别，即这些“胥吏”大多在同一区域层次中度过他们的职业生涯，而且长期的固守使其与当地的文化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认为，当代官僚体制的层级分流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历史上官吏分途的延续。新中国的“干部”制度将各类、各层级的官员纳入一统的等级体制，在正式制度上不再存在官吏分途的制度性隔离，但各级官员的流动存在严重的地域约束，其流动态势也表现为“吏”的特点，即各级基层官员的职业生涯局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然而，与“官吏分途”的二分法相比，今天的“层级分流”模式有了重要的变异，呈现了“官吏相对谱系”的特点，即历史上的官吏分途模式导致官员跨越不同行政区域，在更大的物理空间中流动，如跨郡、跨州、跨省的流动；与此对照，层级分流模式则表现出行政区域上下层级间的递增性和连续性，即部分主要官员向上一级（或下一级）行政区域流动，例如县级主要官员向市里流动或向同一市域内其他县区流动，而市级官员向县级主要领导岗位流动，从而加强了上级行政区与下属行政区之间的连续性。这一流动模式建立的网络纽带意味着，官僚层级不仅为上下级正式等级制度所联系，而且也表现出地域上的连续图谱，逐层向上扩展。从官吏分途角度来看，这一流动模式意味深长：就某一特定行政层级来说，其上层的官员都是“流动的官”，即他们在更大行政区域中任职和流动；而其下层的官员都是“固守的吏”，即他们在同一区域中度过其职业生涯。换言之，如果我们着眼于官僚体制的某一层级，从下级官员的角度来看，上级领导都是“流动的官”——外来的、超越本区域的官员；而对于上级官员来说，下级官员又是“固守的吏”，即他们的职业生涯局限于所在的行政区域之内。因此，官与吏的角色随着官僚体制不同层级的变化而转化，某一层级的“官”相对于更上一层级则有着“吏”的特征属性，反之亦然。从这一角度解读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官僚体制中，特别是政府机构中，干部有着“官”与“吏”的双重身份。

沿着“帝国逻辑”的分析框架，作者也对“层级分流”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意义进行了解读。本公众号曾以《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为题，对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进行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链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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