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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教育扩张为背景,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家庭背景影响个体教育机会的历时变化。但是,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了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同分布,而没有对其中的质量差别做出进一步的区分。不仅如此,教育不平等随个体所处学段的上升(如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而发生的变化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一文中,唐俊超认为,在决定底层子女“输在起跑线”的过程中,存在资源内化与结构授予的二元路径,而差异选拔、生命历程发展和异质教育则构成了最核心的三个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的数据,对上述三个机制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

教育不平等产生的二元路径

借鉴李煜及刘精明等人的论述,作者认为,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主要源于资源内化与结构授予这两条路径。资源内化是指,某些由家庭结构自身所携带的内生性资源能够内化为子女的学习动机和能力,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并最终转化为进一步的学习机会。而对外部环境存在依赖关系的外依性家庭资源则主要通过结构授予、直接分配等方式改变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当然,外依性资源也能在一定条件下被学生所内化,从而影响其学业表现。

三个机制

在教育不平等随学段的上升而产生的变化中,有三个机制共同发挥了作用。

第一种是差异选拔机制。Mare发现,随着学段的上升,家庭背景与子女入学概率、学业表现之间的关联程度在降低,而学业表现上的方差也在逐渐减小。这些都是差异选拔的结果,因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学习成绩上处于劣势的学生在升学阶段早期即已被淘汰,而经筛选后的学生在学习动机、能力及家庭背景上水平都较高且差异较小。

第二种机制源于Lucas的生命历程假设。在他看来,个体对父母的各种依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因而家庭背景对升学的作用会逐渐减弱。换言之,像教育期望、文化资本等家庭资源转化为个体学习动机和能力的过程会随着子女学段的上升而逐渐式微。尽管强调的重心不同,这两个机制都决定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文化背景对升学的影响在升学过程中会有所下降。

除此之外,异质教育机制在教育不平等产生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学校教育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质量更好的学校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能力,进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但与前两个机制不同,这一机制的影响主要在于优势或劣势的累积:早期阶段享受较好教育的学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进入更好的学校,并再次接受更好的教育;反之亦然。这在中国的语境中更加明显。由于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职业路径与学术路径的不同设置,中国学校内部的教学差异较小,而学校之间的差异则非常大。因此,“赢在起跑线上”对于中国家长来说是必要的。

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三个机制在教育不平等再生产中的作用,作者使用了CGSS2008年的数据,并选取在1978年到2008年间升入初中、高中或大学的被调查者作为样本。利用被调查者教育经历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信息,作者用多项Logistic回归估计出了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等三个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以及学校等级影响个体升学概率的模型。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的作用在升学过程中确实在不断减弱,而学校等级则逐渐发挥重要的替代作用。

诚如作者所言,文中对三个机制的检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的,更细致的微观研究还有待进行。另一个遗憾在于,虽然作者认为内生性问题对其因果推导可能存在很大的影响,但却未对其进行处理。然而,瑕不掩瑜,文章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用于解释教育不平等再生产机制的综合框架。毕竟,家庭作用在更高阶段升学过程中的式微并不代表不平等再生产的弱化,异质教育中的马太效应只会让底层“输在起跑线”。

介绍文献

唐俊超. (2015).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 社会学研究(3), 1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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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兴

刘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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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72年生。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自2003年至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90余篇。 包括,《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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