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在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战略的当下，我国推出制造业强国战略未来十年的行动纲领，恰逢其时。而在这份纲领性文件中，技能人才培养被再一次着重强调。职业教育，将面临撑起制造强国中国梦的重要使命。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可谓跌宕起伏。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职业教育曾红极一时，但是，在国企改革、招生并轨和大学扩招等政策的冲击下，我国中职教育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极为罕见的大滑坡。中央政府迅速调整，于2002～2005年召开三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逐渐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则、目标乃至具体政策上达成共识。2005年～2013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1.23万亿元，重点支持基础能力建设、示范校建设、综合奖补和学生资助，仅中央财政承担的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即高达761亿元。2012年，随着中职免费范围从涉农专业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部分中职学生开始享受免费中职教育。不久前，国务院更是将每年5月的第二周定为“职业教育活动周”。

中央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仍在不断加码。然而，中职复苏之路并不平坦。更大的政策支持，更多的财政投入，无法迅速填平现实与理想愿景之间的距离。在数十个县市的行走中，笔者目睹了中职教育发展中的无奈、智慧与希望。

一、国家示范校的衰落和贫困县职教中心的崛起

在西部职业教育大市，M县职教中心，设备优良，被评为国家级示范校。早些年，当地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职教中心顺应外出务工者的技能需求，举办了机械加工、电工电子、汽车维修等热门专业，毕业生大多面向长三角、天津等地企业就业。M县的职业教育办得有声有色，正是在这一时期打下了成为国家示范校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财政投入的增加，再加上示范校建设的资金支持，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高，但是其发展反而遇到了未曾预料的瓶颈。由于M县近年来特色农业和工业发展良好，本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快，学生对于就业质量的心理预期也迅速提高，学校合作企业所能提供的岗位难以满足学生需求。与此同时，毕业生保留率的下降降低了合作企业的合作意愿，深度的校企合作开展难以实施，学校难以通过提高培养水平来提高就业质量。由于就业质量无法跟上居民收入增长后的就业预期，M县职教中心的招生情况发生了一定幅度下滑，发展正面临“中等发达陷阱”。

而在不远处群山包围中的L县，职业教育发展则是另一个局面。作为山区县，L县财力薄弱，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职教中心校园残破，实训设施缺乏，师资力量薄弱。从2007年本县第二高中招生开始，职教中心的生存境况就日益艰难。初中毕业生一年数千人，职教中心的招生数仅100来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学校在和东部企业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由于送过去的孩子能吃苦，而且留得住，学校逐渐赢得几个东部地区企业的认可，合作企业将成套设备直接运到学校供学生使用，弥补了本地财政投入的不足。由于学校重点发展的焊接、纺织专业所提供的预期就业质量满足本地家庭预期，L县职教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财政投入不足的束缚，进入良性发展之中，招生规模也在两、三年内提高到近300人。L县职教中心成为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的典范。

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上述两种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中职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被免费政策减弱了招收外地生源意愿的东部发达地区，众多中职学校不得不直面“能否提供符合本地学生就业预期的中职教育”。如果不能破解这一命题，中职学校要么不得不转向升学教育，要么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学校的基本运转得以保障，但是还不足以提供高质量、有吸引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只有通过积极的校企合作、寻找到符合学生就业需求的企业，找到双赢的激励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才能把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转化成现实的发展。

二、发达的产业聚集区为何没有与之匹配的中职教育

印象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产业发达水平联系在一起。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如此。在珠三角的顺德、南海、中山，一镇一校，一校一品，能见到许多与本地产业紧密联系的优质职业教育；在苏南地区的工业园区，也通常会见到规划周详、与园区企业紧密对接的职业院校。不过，同样在东部沿海，以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Y市（县级市），职业教育却未能实现与本地产业相匹配的发展水平。

作为人口大市，Y市共有11所中职学校，其中6所公办，5所民办。长久以来，Y市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藏富于民，地方财政收入并不高，人均财力远低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受限于政府财力，Y市的职业教育投入水平也并不充足。由于本地居民富裕，升学需求旺盛，而升学教育对校舍、设备、教师的要求不高，成本相对较低，因此Y市民办职业学校大多以升学教育为主。长久以来，民办中职一直占据着Y市职业教育的半壁江山。不过，随着中职免费政策的实施，由于地方财政需要承担起免学费资助，Y市开始缩紧民办职业学校的生存空间，民办学校纷纷被迫退出，计划仅保留一所带有体制内背景的民办学校。

然而，即使民办中职纷纷退出，公办中职学校却也并未建立起核心竞争力。本地大企业数量众多，位列民营经济500强的就有数家，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并不稀缺。但是受限于财政投入和居民就业预期，本地的公办中职学校未能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融入本地产业中。当地的大企业在进行校企合作时，更多是舍近求远与地市属职业院校合作。

在常住人口40余万、年产值近500亿元的S镇，地处镇中心的职业学校年招生仅300来人，学校虽然也有一些校企合作项目，但是称得上成功的并不多，多数学生依然以升学为导向。在Y市的访谈中，多位校长向笔者强调所谓的“师德问题”，认为教师敬业心不够是Y市职业教育难以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隐藏在师德问题背后的逻辑却是，体制内的低工资难以抵挡市场力量的侵蚀，学校缺乏激励手段让教师安心本职工作。

身处产业集群中，原本是职业学校最幸福的事情，为本地产业服务似乎理所应当。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可以引入企业、家庭来分担成本，亦可利用政策杠杆扶持符合产业需求的民办职业教育；教师激励机制不足，可以扩大学校自主权增强学校的激励手段，或是通过改制彻底改变学校治理结构；本地学生的就业预期太高，可以通过招收外地生源化解。但是，Y市的中职教育受损严重，2010年以来招生数下降近半。

三、贫困县里的制度创新

财政能力、居民收入、产业水平等客观因素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中职教育发展。但是，通过制度创新，中职教育可以突破客观条件所构建的可能性空间。而最大的制度创新，无疑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变。

在位于河南的国家级贫困县G县，笔者见到了最为奇特的职教中心——一园三校。在G县职教中心里，有一所公办学校，还有两所民办中职学校的存在，本来应当激烈竞争的3所学校形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G县的交通运输行业发达，对于汽车应用及维修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但是，高质量的汽修专业培养成本高昂，职教中心缺乏相应硬件设施，原本难以举办有吸引力的汽修专业。一所民办学校投入资金，在职教中心建立起了设备精良的实训基地，并派出教师负责专业课和实训课。汽修专业学生自愿选择是否接受额外的专业教育，并为选择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一合作模式使得职教中心的汽修专业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迅速形成了规模。另一所民办学校则投入资金在职教中心建起了一栋大楼，以弥补该校没有自建校园的不足。该民办学校与职教中心签署合同，承诺十年后大楼无偿转让给职教中心。一纸合同，职教中心免费得到了一栋大楼，而民办学校则得以享用职教中心良好的配套设施，为其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豫西平原的贫困县S县，笔者见到了另一种奇葩——柜台出租式混合所有制学校。S县职教中心好似一个商场，而专业好似柜台，每一个柜台都面向“能者”招租。民办学校也罢，企业也罢，只要能把专业办好，S县职教中心就与其签署合同共同办学，同时允许合作者收取一定费用。早期，这笔收费由合作者和G县职教中心根据双方资源投入情况协商划分。不过，随着财务制度的严格化，职教中心放弃了分享收益，而是明确合作方承担学校的招生费用。目前，全校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过半数，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大多以就业为导向，非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更多以升学为目标，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流失率（10%）远低于非合作办学专业（40%）。S县职教中心牢牢掌握合作办学的主动权，甚至在同一专业引入了两个不同的合作者，通过比较，淘汰办学效益差的一方。在该省县域中职教育萎缩的大形势下，这些“不合规做法”让S县和G县职教中心招生情况持续上升，赢得了学生及家长的认可。

在中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只要新的事物是有利于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的，我们就应当允许其存在。中职教育改革的重点，从根本上讲，不在于宏观上的制度设计引入了多少先进国家经验，而在于是否能够尊重现实中职业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解决那些从野地里生长出来的新事务、新权利的合法化问题。

（作者田志磊   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