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随金融危机后的余波中，政治领导人和高级政府官员常被问到：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它的到来？警告信号似乎如此明确，政府本应提早行动应对危机。自从2008年以来，论者持续对政治精英、财政部官员和金融监管者忽视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的警告信号展开讨论。一些观点是马后炮（hindsight），可以称之为逆向视角（backward mapping perspectives）。但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由Andrew Hindmoor 和Allan McConnell共同在近期发表于Political Studies的论文Why Didn’t They See it Coming?中， 提出反叙事法（counter-narrative），从正向视角（forward mapping perspectives）出发，聚焦于在没有预见金融危机将要发生时期的失败，来说明政府无法有效预测的原因。我们处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警告信号（warning signals）是模糊零散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

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于2006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而逐渐恶化。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金融恐慌在全球蔓延开来，银行由于大笔投资次级贷款和短期货币市场而最先崩溃。在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模式中高杠杆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危害也随之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估计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超过4万7千亿。一些人提出，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大量明显可见的警告信号，政府本可以阻止危机发生。危机之后，政府常做的是推卸责任（blame game）。Hindmoor等人对警告的明显与否产生质疑，从信号的明确性与可信性、危机下现象的重要程度、信号传导体制、干预危机的利润与花费对比和决策者对于警告的态度这五个方面出发，对比逆向视角观点，他们认为：

1、对于政府来说警告信号在时间和程度上是模糊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警告的来源有时缺乏可信度，从而导致政府不能做出反应。而且，这些警告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只会分散决策者的注意力。在危机之前资本储蓄维持稳定，通货膨胀率与预期一致，这都误导政府的判断。事实上，由于通胀率的计算是以产品为基础，从而未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而银行业宽松的监管，也为影子银行的产生大开方便之门。

2、在逆向视角中，警告是不可接受的高度威胁，对社会核心价值造成损害。与之相反，正向视角认为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被一些迫切需要解决问题所吸引，而警告仅被看做是一个需要变动规则而不是本质改革的次要问题。

3、信号不能有效传递，国内国际的组织机构沟通困难。规章制度死板和组织存在偏见是导致标准、目标和政策不能有效上传下达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危机前，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者和中央银行都曾指出可能会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来源，在危机中也出台很多监管政策，可是都收效甚微。

4、人们普遍认为干预经济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和压倒性的，事实上，现有政策能产生巨大回报并且支持核心政策目标。而且，干预经济会产生潜在花费和损害生产力。如果政府承认警告信号并作出回应，那么这相当于间接表明政策在某一方面失败。另外，主要政党的资金来源更多依赖于在金融业的富人集体，这种政治和金钱的亲密关系决定了政府是否要对金融系统进行过多监管。讽刺的是，政府得到的信息是金融业表现良好，并无不可接受的风险，所以不需要政策的改变。这也是没有预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5、批评家指出政客忽视警告信号，什么都不做。然而，正向视角认为所有意见由团体做出，并且基于信息完全和理性筛选。

在后危机时代，逆向视角虽然解释了危机为何会发生，但也同时带来责任的推卸。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政客关注正向视角和警告信号，从而更好致力于今后市场有效性，而不是对之前的责任争论不休。从五要素出发去解释为何未能预测危机到来是本文的分析框架，作者希望这能对其他事物有启发作用。作者并不反对政府缺乏远见这一可能性，但现在更应做的，是从过去吸取教训，来开创一个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Hindmoor, A., & McConnell, A. (2013). Why Didn’t They See it Coming? Warning Signs, Acceptable Risk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olitical Studies, 61: 54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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